地方财政投资的国有财产属于地方政府所有。

从经济法生成来看，由于人们对市民社会理解的差异，因而关于市民社会与经济法的关系理解也有差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政治国家控制于人们工作、生活的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集权国家中，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就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及其法治。

因此，市民社会固然不需要政治国家或集权国家，但也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分析地非常透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的异化，以至于国家对抗社会，从而把市民社会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经济法。冲突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

不管马克思对此如何评价，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也正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深受其害的人们必然渴求市民社会的来临，而在这过程中，又容易出现极端现象，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历史上看，专制政府固然容易滥用权力，但是民主政府也可能滥用权力。

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艰难探索，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使共产党可以长期执政、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答案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宪法和宪法学应该关注民主，追求民主，但是不应把宪法、宪政与民主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认真总结了发生文革的原因，努力探索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和体制。正是由于对内确立了宪政，政治体制问题彻底解决，英国才得以在安内之后，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大肆占领海外殖民地。

宪法学与政治学应该分工合作，而非都去研究民主，而忽视研究如何监督权力、规范民主。尽管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是渐进的，但是到了应该发生质变的时候，他们即刻抓住机会，临门一脚，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1688年～1689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中外立宪行宪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我们党能够积极主动主导宪法政治建设，确立法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够切实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300多年、200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只是弹指一挥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警示全党全国，切实研究解决这个难题。一个体制的好坏，不是看它像不像某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像就好，不像就不好，关键是看它能否解决这个特定国家的特定问题。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古代封建政权显然没有能够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9]三是宪政保障基本人权。

否则，内部一团混乱，或者干脆采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解决内部矛盾，这样的组织不可能长久，无法跳出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先生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回答、解决这一千古难题。

最理想的政体当然是既有宪政和法治，又有民主，这样的体制最坚固，抗震性最强，也就最长久。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拿定主意，意志坚定而清晰，排除一切干扰，主导立宪行宪全过程，能够成功建立立宪政体，国家就不会分裂灭亡，国土、主权不会沦丧。

一个体制可以持续适用超过300年依然运行良好，一个国家可以超过300年不打内战，简直是政治奇迹。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8]严格而言，今天英国宪政体制是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政治学要深究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关注民主问题，宪法学当然也要关心权力是神授、君授或民授，关心民主本源问题，但其主要使命是研究监督制约权力的技术方法、权力的科学配置和人权的保障，应该是研究权力和权利的学问，是权力科学配置之学、权力监督之学和人权保障之学。苏联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是民主法治长期缺位，没有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构建可长可久的宪政体制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关注民主，但更加重视对民主政府的监督，强调用制度来约束民主政府及其领导人。

我们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2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

国家各种权力如何配置，国家机构如何设置以及相互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应是科学问题。中国封建政权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实现君主与民主的有机统一，既不敢发展民主，又不愿意建设宪政和法治，结果自然是灭亡。

其次，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清朝末年，统治者曾经本能地尝试过立宪，希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20]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叫不叫宪政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我们要不要监督制约日益泛滥的权力，要不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要不要保障我们自己的人权，要不要实现并维系国家的统一，一句话要不要回答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严肃命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只要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坚定意志，精心规划，全力推动，不动摇，不放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就一定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良机，完成中华民族自己的社会主义宪政伟业。

到真正认识到宪政才是挽救大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下决心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革命的爆发已经无法避免。参见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

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具体而言，包括：第一，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如何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2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成功解决，我们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宪法给美国带来了好运。概括来讲，宪政就是法律之治和科学之治的结合。作为执政党，党必须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和可能。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相反，我们还要做得更好，以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更有优越性、更有生命力。

完全代表工农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如果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长期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很难长治久安。

很多人都熟知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那个著名对话。这就是宪政的哲学基础和基本逻辑。